不義,能夠如泗上那般真正為義而戰的人實在是太少了。」
「如今韓國一心想要吞併宋國,都是出於韓宗私利。鄭國雖小,卻也參與過昔年菏澤之盟,也在諸夏戰爭法上簽署了本國之名。」
「鄭國君臣自知不能夠知曉天志,也不能夠解民三患,可韓國入鄭,也不能夠解民倒懸,反倒是讓民眾多受戰亂之苦。」
「韓有陽翟、負黍,屯兵於潁水,距離鄭都不過百里,若韓有意,數日可至,鄭國民眾皆恨韓,還請墨家看在百姓戰亂之苦,給出保鄭之法。」
鄭國現在真的就處在危機之中,不是說如果這時候不參與宋國事、和墨家刻意保持距離韓國就會放棄吞併鄭國的野心的。
欲加之罪,其無辭乎?
如果魏韓聯合干涉宋國,魏國必然會再次用鄭國的土地酬謝韓國,因為此時的魏國已經不是當年文侯時候的魏國了,北失中山,西河有險,趙人翻臉,楚奪榆關,也正是最需要盟友的時候。
鄭國君臣想的清楚,之前二十年的經驗也確切地告訴他們是否有罪小國是無法申訴的。
本來鄭國對於四年前的菏澤會盟充滿了期待,希望那一次會盟墨家會繼續秉持非攻之志,以新的國際法代替已經崩壞的周禮體系國際法,以泗上的軍力維繫各國和平。
然而四年前菏澤會盟帶給鄭國的是絕望,墨家絕口不提各國平等之事,而是大力鼓吹天下定於一是不可逆轉的大勢、是真正解決戰亂之苦的治標治本的手段。
這一次墨家使者來到鄭國,讓鄭國君臣看到了一次轉機。
墨家的使者想了想道:「昔年齊攻魯,魯侯問政於子墨子退齊之策,子墨子說需得做好三件事。」
「更早些,齊魯之戰,曹劌論戰,想必你們也知道戰前所問之事?」
鄭國君臣自然知道這兩件事。
實際上這兩件事,說的並不是一回事,但都是根據具體情況所分析的。
曹劌所論,共有三問。
衣食所安,弗敢專也,必以分人。對曰:小惠未遍,民弗從也。公曰:犧牲玉帛,弗敢加也,必以信。對曰:小信未孚,神弗福也。公曰:小大之獄,雖不能察,必以情。對曰:忠之屬也,可以一戰。戰則請從。
墨子所論,亦有三問。
吾願主君之上者尊天事鬼,下者愛利百姓,厚為皮幣,卑辭令,亟遍禮四鄰諸侯,驅國而以事齊,患可救也。非此,顧無可為者。
曹劌和墨子面對的都是魯國,也面對的都是齊魯之戰,但兩者說的三論的時代背景不同。
曹劌之時,尚未春秋,國野有別,車戰為主,兩軍交戰,只要國人肯戰,那麼未必就不能以少勝多,而且當時齊魯之間的差距不是太大,長勺之戰齊國大敗。
墨子之時,春秋已末,再無國野,動輒數萬圍城。
墨子很清楚不管是上遵鬼神還是下利百姓,那都已經來不及,所以給出的建議就是通過外交手段,利用各國的矛盾,迫使齊國退兵。
最終曹劌打贏了長勺之戰,墨子也發動弟子遊說各國使得齊國退兵,都取得了想要的結果。
如今鄭國的事,也需要具體的情況具體分析。
但墨家使者早有說辭,問道:「子墨子所言,上者尊天事鬼,下者愛利百姓,實則是一回事。」
「天帝生人,故而希望人民安康富足,民為神主,民之所欲天必從之,故而尊天事鬼表現在治國上,就是愛利百姓。」
「卻不知鄭國上下,百姓可曾得利?可曾得愛?若得利得愛,則可戰。昔年泗上不過有沛邑,百里之地,民得愛利,可破魏楚,況鄭五百里之國?」
一番話,鄭國君臣都低頭不語。
墨家一直在談利民愛民,那麼怎麼才算是利民愛民?
鄭國不管是公族、七穆、還是駟子陽餘黨,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什麼?還不是為了自己的權力,財富?
好在鄭公乙道:「寡人非是沒有愛民利民之心,只是韓國圍困鄭地,自三十年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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